儒與法——天使變魔鬼的真實故事
2019-07-11 23:24 來源:未知
儒與法——天使變魔鬼的真實故事
陽江日報

  我們都知道,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傳承,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仁義禮智信的。但是絕大多數人不知道或不深究的是,在漢武帝之后,儒家思想被做了篡改,已經完全不同于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我這里稱之為原旨或原旨主義儒家思想。

  提起儒家思想,人們第一個想起的人就是孔子,跟著是孟子、荀子、兩程、朱熹、王陽明這些儒家大拿們,但卻忘記一個最為重要的人物,這就是周公。

  東伐紂王,并制作禮樂。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攝政七年,提出了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長子繼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歸政成王,正式確立了周王朝的嫡長子繼承制,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把和倫理融合在一起,這一制度的形成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周族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賈誼評價周公: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那么,周公跟儒家思想又有什么關系呢?這個問題問得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為什么?因為周公不是別人,他正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后來的儒家思想。同時,沒有周公,也就不會有周這個朝代和800年的封建聯邦制國祚。這個人偉大到這種程度,中華民族的文化跟他可以說是息息相關。我們熟知的孔子,正是孔子正宗的衣缽傳人。孔子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在軍事上輝煌功業,同時其攝政七年而能還政于成王的罕有的千古美德,淡化了他作為思想家的光輝形象。西周一朝,武王姬發因為早早過世,雖打下天下但并沒有對西周江山社稷的穩固做出多少貢獻。俗話說,打天下易守天下難,歷史上很多朝代包括秦朝都是兩朝而終,因此,周朝能夠有800國祚,周公在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如果硬是要比較,那么周公跟美國的華盛頓可以有一比,兩人都是放著皇帝的位子不做讓給別人的。周公設計出優異的封建聯邦制社會制度,其概括有二,其一曰裂土分封,其二曰封建禮制,把封建制度文明推向高峰。后600年孔子所哀嘆“禮崩樂壞”的所謂“禮”,就是周公制定的禮制。

  周滅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將土地和連同人民,分別授予王族、功臣和貴族,讓他們建立自己的領地,拱衛王室。《荀子·儒效》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最值得一提的是,前朝遺族竟然也獲得了分封,如微子獲封宋國。在這之后非姬姓的諸侯國越來越多,原因是分封已經作為一種獎賞手段,衰弱的周王室欲藉此獲得更多的支持。如護駕周平王東遷的秦襄公。公元前771年,申侯聯合犬戎進攻鎬京,襲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秦襄公以兵救周。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出兵護送。東遷后,周平王把王室無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賜予秦國,自此秦國開始成為西周的諸侯國。諸如此類性質的分封在東周較多,這一方面使得各諸侯之間得以不斷平衡力量,有利于茍延殘喘的周王室的統治,另一方面也彰顯封建聯邦制度的優越性,增加了朝廷的向心力,對以周王室為共主的周王朝不斷地增擴土地、拓展勢力范圍起到決定性作用。整個中國,直至今天,還是以周王朝時的天下為中心區域的。 東西周近800年國祚,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空前絕后的。無論是裂土分封還是禮樂天下,都是周公奠定的基礎,所謂良好的開端成功的一半。深究其竟,裂土分封和禮樂天下的思想基礎就是儒家思想。只是當時的周公忙于國事而無暇去搞這些形而上的東西,從而給后世的孔孟留下工作、并因這個工作成為宗師的空間。可以說,整個東西周近800年,其官方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到了孔子時,雖哀嘆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周王室衰落、儒家思想式微,但毋庸置疑的是它還是官方思想,只是并沒有稱之為“儒家思想”。實質上,在很多枝節上也與孔孟荀思想不完全一樣,畢竟數百年過去了,但主干是不變的!孔子向往的王道樂土就是周公時代的社會,在一個個諸侯雄起、輕視周王室,尤其是諸子百家思想并起,進一步動搖官方思想和民間價值觀,眼見著天下大亂,孔子坐不住了,開始站出來說話。

  從周公到孔子,其間約600年歷史,其中的國家思想就是地道正宗的儒家思想,只是當時不這么稱謂,也沒有把“思想”提升到很高的地位。那時候官方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思想,周公用他的一切所作所為淋漓盡致地詮釋了這個思想,包括裂土分封、還政成王、治亂安邦、制定禮制,等等,其深層次就是仁而愛人、仁義禮智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內之道這些核心的思想。從周公制定的官方思想,到孔孟荀思想,儒家思想不但躍出歷史水面,而且綻放出耀眼的光芒。到反對性本善主張性本惡的荀子為止,儒家思想都是獨立的、不依附于君主的,一言不合可以拂袖而去;孔孟荀儒家思想是對官方思想的繼承和升華,雖然在孟子和荀子之間很多思想并沒有完全統一甚至自相矛盾。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仁”,在周公是踐行于安邦治國的,他實施仁政的對象除了嫡親、宗親還有功臣,甚至前朝遺族。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從反面闡明了仁及愛人的思想。到了孟子,駭世驚俗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充分說明了儒家可貴的、與時俱進的民本思想;再到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和后世的三綱是完全相反的,這在那個時代真的殊為難得可貴!這些人雖然有做官的志向,或美言為效力朝廷,但絕不像后世那些個文人學子依附君王,沒有獨立人格和見解。應該說,不僅僅是儒家,諸子百家中的大多數學子都能很好地做到學術及人格獨立,他們的身份往往是君王師,地位是崇高的。

  我們知道,東漢以后釋儒道合流。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作為儒家最后出現的一位大師,荀子的思想已然和道家合流,其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尤其是內圣外王也是老莊相和的,而這一點,孔子(曾子)早以“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與其相和。因此,諸子百家這幾支大宗,雖然各自獨立,也會交集。

  為什么會說到道家呢?因為下面我們要提及法家,同樣,法家與道家也有一定交集。儒家與法家也有交集,如荀子的兩個著名的學生李斯韓非都是法家。而正因為有了某些交集,天使才有被變成魔鬼前提條件,這是后話。接著說法家的淵源。從百度法家開始。

  。其思想源頭可追溯于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法家有一個最顯著的特征,那就是現實主義,講求實效,這與儒家的理想主義大相徑庭!從上述一系列人物名稱我們可以看出,法家人物基本都是從政的,并且大都位高權重。擁有顯爵的地位可以使得他們能夠充分實踐自己的主張。除了獨立出去的商家(管仲)、兵家(吳起、樂毅)外,概括起來法家非常重要的三位人物就是商鞅、申不害、慎到,他們的重要在于他們的思想和踐行一體化,最后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韓非因其成就位列“子”位,史稱韓非子、韓子。韓非將慎到的“勢”、申不害的“術”、商鞅的“法”緊密結合,系統化發展法家學說。韓非是韓國的王公貴族,但是他的學說不被當時的韓王所采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

  》、《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言的著作。后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后,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韓非也是唯一一個沒有做過大官并死于同類之手的法家巨匠,雖然在生前未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把法家思想、學說進一步發展,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可以說,到秦始皇一統天下,法家也走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歷程,從商鞅變法的公元前350年算,有約130年歷史。如果從其他國家的法家如管仲時期算,那就約有500年歷史。整個春秋戰國,法家在秦國得了正果,這與秦國諸代君主重用不間斷地法家、與秦始皇這個領導

  有很大關系。究其范圍,法家不僅僅活躍在秦國,在很多國家都有過治理國家的輝煌成就,如姬僑在鄭國、李悝在魏國、申不害在韓國、劇辛在趙國,等等,可以說是遍地開花。法家與儒家在古今問題上持相反觀點,儒家厚古薄今,法家反對因循守舊,具有積極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上面這一段法家歷史介紹我們可以看出,法家絕不是一朝得勢,而是有數百年經驗和思想的積淀。這一點說明一種成功的思想,絕不會簡簡單單、一蹴而就,不會有撞大運的事情。作為儒家思想,800年周朝江山證明它是有強大生命力的。說句不好聽的話,無論是孔孟還是荀況,都是周公的“不屑”,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周公奠定的儒家思想是周王朝的官方思想,后世如果得以有周公這樣大能的人,完全是可以推陳出新的,以嶄新的新儒家思想和強有力的治國手段延續國家的統治,而不會有法家及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但可惜的是,孔孟都是紙上談兵之人,不是認不清現實,就是過于理想化,導致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完敗于法家。 當然,這與孔孟荀都不是政府有關。說到這里,有兩個地方站不住腳,一個是即使孔孟荀有顯爵的地位,很可能因其才學品行和個性也無法施政或干不長久,其二,那些個如狼似虎的法家大多都是靠個人奮斗從一文不名的“流浪漢”干起來的,并不是生來就是宰相上卿!我們知道魯定公14年,孔丘任魯國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誅”殺死在兩觀的東觀之下,并曝尸3日。孔丘回答子貢等的疑問時說:少正卯是“小人之

  ”,一身兼有“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五種惡劣品性,這讓我想起一句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以,套用一句老話,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接上上面關于法家與道家交集的話。我們知道,孔子問道老子,后世釋儒道成為一家,那么法家與道家的交集在哪里呢?韓非在其《韓非子》里面有《解老》與《喻老》兩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

  道是變化的,天地是變化的,人是變化的,社會是變化的,治理社會的方式方法也是變化的。但道也有相應的穩定性,這個穩定,就是人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在現實中就是法。究其原理就是法與道都尊重自然,尊重現實,尊重變化(易),法與道都以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為基礎,而拒絕空想、幻想、理想主義。韓非之學出于儒家荀子,而成為法家,又歸本于道家,所謂三家歸法,在韓非這里是法家贏了。其最高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有人說韓非學說過于尊君,為后世所詬病。這句話顯然就是外行話。什么叫做“過于尊君”,整個法家思想就是徹頭徹尾的帝王御用思想,從管仲商鞅開始,到李斯韓非結束,其不變的宗旨就是為帝王服務,即使在初成帝制的秦始皇年代,法家思想也讓他不立皇后更不立太子,也就導致后面給趙高鉆了空子立胡亥為太子,從而導致秦國早夭,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那么儒家有什么不同呢?儒家也是為君王服務的,它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關系,儒家的服務對象不限于君王一人,而是服務整個封建聯邦制所有成員,包括大小諸侯和公頃士大夫階層,也包括貴族階層的最底層,士。其實整個春秋戰國可以說就是無權無勢無財產無地位的士造就的。這就是封建聯邦制的魅力,其自由空間更是造就了至今無法超越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同樣尊君,法家和儒家截然不同,帝制和封建制南轅北轍,從封建到帝制,是自由的大,是文明的大。

  韓非子所推導的法術勢,深得嬴政激賞,但其中的高難度手段不是所有帝王可以從心所欲地掌握和施展。正因為帝制機器需要高手中的高手才能駕馭,所以大多數帝王是不能夠用好法術勢這高智商的游戲。最后,法家思想導致的是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并且從法家思想誕生的一開始,它就走下廟堂,走向人間百姓,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自覺地運用法家思想去創造自己的生活,無論是厚黑學這樣的理論,還是無毒不丈夫這樣的古訓,都深入每個國人的心靈深處,雖然沒有任何理論把握,但實際生活中用起來是無師自通,這有賴于博大精深的文化傳承和每時每刻的言傳身教。帝制在中華大地兩千余年,有賴于法家思想的不斷更新,這種更新是在對儒家思想不斷篡改中得以實現的。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正如今天道德秩序有別于法律法規一樣,禮制在那個時代有別于刑律,沒有強制性約束條件,靠的是價值認同、監督,總之靠社會力量維系禮制秩序。擒賊擒王,孔子尤其強調禮制中最基本的人倫秩序,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君主要有君主的樣子,就是仁愛;臣僚要有臣僚的樣子,那就是衷心;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那就是慈愛;子女要有子女的樣子,那就是孝敬。他認為,做到這些最基本的,天下就會安定和諧。而恰恰就是這個觀點被西漢董仲舒先生巧妙篡改,變成了一直運行到20世紀長達兩千多年的三綱,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是一個赤裸裸的法家規定,在這個規定中,兒子要聽老子的,老婆要聽丈夫的,臣僚要聽君主的,最終我們不難發現,所有人最終都要聽命于皇上。這個意思跟孔子的“君臣父子”完全是南轅北轍。

  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什么意思?就是說臣僚對君主的衷心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首先君主要以禮待臣。而絕不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這才是奴才思想,不是儒家思想,是極端化的法家思想,應該是董仲舒之后儒家被移花接木之后的“儒家思想”了。

  再說孟子。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齊宣王又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句話說得比前面“民貴君輕”更決絕,認為暴君可誅!——這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才是秦始皇坑儒的真正原因所在吧!因為儒家從來不會跪著跟君主說話!漢武帝采納的是儒術,是董仲舒篡改后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披著儒家外體的法家思想!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最終走向天下一統,這樣,在禁錮思想中,秦始皇完成帝制在中華民族的首次登場。如果說,春秋戰國沒有最終一統,或者說周朝能夠再有上百年的江山,也許歷史會讓儒家思想走得更遠一些。因為孟子走得夠遠了,都可以“誅一夫”,這其實是一種超越所謂民本思想的思想,甚至可以稱之為思想!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們知道在詩經《碩鼠》中,有“逝將去汝,爰得我所”之言,但天下哪兒能有可供

  適彼的“樂土”呢?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所以可以誅一夫。在孟子之后約50年的荀子,已然將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做了對接,讓其從孟子的理想主義高岸走向現實主義低谷,但最終仍沒有渠道走入的廣闊天地,歷史讓儒家思想與思想徹底失之交臂。最終,法家得以完勝!從韓非子悲劇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出,韓非子充其量就是一個理論上的法家,而絕不是行動上的法家,如果他真的會使用發家的手段,他不會死得如此風輕云淡。而李斯呢,從倉鼠廁鼠開始,到害死同學,在到與趙高沆瀣一氣,比較完美地演繹了表里如一的法家人生。不管是否奇怪、是否遺憾,這就是真實的歷史。說到董仲舒,就已經點題了,從三綱五常成為治國儒術后,法家就把天使變成了魔鬼。為什么是魔鬼呢?因為它讓井然有序的封建禮制轉變為唯君王的御用統治工具,仁義禮智信這五常是沒有什么好挑剔的,但它的方向也是向上或維上的,最后天下蒼生都是這伙人吸血的對象。這個魔鬼讓中華民族經過數千年直到今天仍不能逃脫其掌控。大多國人都有帝王夢,無論他們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他們都在一幅幅奴才相下包藏著一顆鮮活而永恒的帝王心。法家思想就是維君思想,是寡頭制的家天下思想。從董某人后,唐宋元明清一路下來,儒家思想被不斷地斷章取義、拼湊在法家外表,從坐著到站著,從站著到跪著,一直到清朝,儒家全變成口稱奴才的沒有氣節沒有骨頭的君王們的私物。 這與先秦意氣風發的孔孟之徒們哪里是一個物種呢?悲乎!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高岸為谷的劫數!讓魔鬼鉆入天使的心靈最終讓我們這個早慧的民族走入數千年的帝制白夜!!!董仲舒后,兩程、朱熹、王陽明,沒有一人能夠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儒家思想,就成為冬蟲夏草一樣的怪物,然而,們沒有不喜歡這個怪物的,這就是它得以生存的緣由。而法家本身,則沒有什么變化,甚至不被提起,因為它早早就化入帝制的各種制度里,可以說帝制本身就是它的外化。然而,儒家這個天使也是有殘疾的,武王伐紂,是任何一位儒家賢哲無法自說其圓的短板。你倡導君臣父子禮制,怎么你自己卻以臣伐君呢?敬鬼神而遠之的孔子同樣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孟子的說法是誅一夫,就是可以殺死的意思。那么,留給后人的法寶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滅掉某某時,不管他是不是妖魔鬼怪,我都可以把他妖魔化,然后告知天下我是為民除害!事實上,歷史上走馬燈似的改朝換代無一不是這樣操作的!這是自奉高潔的儒家大師們始料不及的。似乎無懈可擊的禮制就是從《誓》,從武王伐紂被生生撕開一道血淋淋的豁口,血流漂杵之下,法家的船得以遠航!也許,這個巨大的無法自說其圓的傷口恰恰就是儒法兩家對接的接口呢!

  理想主義同時讓儒家走向偽君子的境地。“神州大地盡偽君”是世世代代中華民族真實寫照。君子太高大上,做不了君子,但也決不能做小人,小人太卑劣,那么只有做偽君子。世世代代,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會有偽君子,他們中有大偽者有小偽者。這一個“偽”字也許也是儒法兩家的對接接口。儒家的理想主義很容易走向虛無或反面。

  不過不要緊,法家在底下兜著底呢。從禮尚往來的禮制禮教的禮,都能變成禮品送禮的禮,你說這兩家不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嗎?戰國后期,荀子看出理想主義的尷尬,所以一直反對孟子的很多主張,包括性本善,主張化性起偽,同時重視禮與法。荀子是儒家思想獨立于君王之外的絕唱,之后,儒家思想就變為依附于帝王家的寵物了。

  事實上,周公讓國的切實之舉才是讓有周一朝得以有800年國祚的主因。歷史什么都缺,唯獨不缺明眼人。你滿嘴仁義道德,不也是以臣弒君的亂臣賊子嗎?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是狗屁!這是儒家永遠無法自說其圓的短板。事實上,春秋戰國五六百年奔走諸國一心一意謀求功名的士人們可以說沒有一個遵循禮制的。如果遵循禮制,應該去侍奉周天子,而不是有奶就是娘,誰給好處給誰干!我們也可以看到儒家所有的宗師們也都周游列國,到處謀求功名。

  今天,我們說儒家與法家,誰是誰非不是我們的結論,沒有意義。對我們有意義的是要大膽剔除董仲舒后又臭又長的兩千多年所謂法家化儒家思想,保真被秦始皇“坑”的先秦儒家巨匠們的思想。時代進入帝制,它們或被湮沒或被篡改,但明珠投暗不掩其輝,我們要從其中找出更多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貴君輕”、“從道不從君”、“誅一夫”這樣光輝的、人性化的甚至有傾向的偉大思想,結合西方民族思想,創造出真正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時代思想。而不是像劣等民族一樣智慧全盤接受西方文明,不管合適不合適,拿來就用,如果用于思想就過于單純化,更把自身的“金銀財寶”丟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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